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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如果把2020年11月3日大选投票日视为美国总统选举周期的结束，民主党已经提前28个月“开始竞选”了！从数字上看，的确是历史上罕见的，但这似乎也构成了一种新常态。毕竟，不得不早做打算的民主党，面对的是一位一上任就宣布连任的总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2017年、2018年、2019年几乎是从美国政治日历上消失的年份：2016年之后，就是2020年选举周期。那么，当2020年选举周期真正与2020年相遇时，一切都将迎来更明确的时间表。
总统日程
据公开资料显示，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开启了2020年竞选连任之旅。随后，今年1月9日，特朗普将前往俄亥俄州北部城市托莱多，参加一场以“让美国保持伟大”为主题的竞选活动；5天后，他将前往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以同样的主题进行竞选。从蓝领中下层选民集中的中西部出发，他的竞选主线一目了然。
特朗普 新华社 资料照片
就在特朗普忙于造势的同时，第116届国会第二届会议将于1月6日至7日复会，届时参议院的弹劾审判有望最终确认。尽管特朗普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无被免职的后顾之忧，但更多证人出庭的可能性对他来说并不利。尤其是各类民调结果显示，支持特朗普因弹劾辞职的美国人比例保持相对稳定在47%至52%之间，甚至有近10%的共和党人表示支持。虽然这样的民调对特朗普三年来一直维持的选民基础不构成威胁，但如果被民主党充分利用，也会对他的连任造成一定影响，尤其是在一些关键州。
在参议院审判之前或期间，特朗普已确定将在阔别两年后出席1月21日至24日的达沃斯论坛。这应该是他向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发声的好机会，因此他的演讲内容不出意外地会充满自我吹捧政绩的竞选辞令。同时，如同2018年在达沃斯与时任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双边会晤一样，此次达沃斯之行也难免会有“场外会谈”，除了经济合作之外，中东等热点话题自然会成为关注焦点。
回国后，特朗普接下来的明确日程是2月4日向国会发表第三次国情咨文。这将是21年来总统首次以“罪魁祸首”的身份出现在国会。不出所料，除了抓住一切机会宣传政绩外，特朗普可能仍将焦点放在经济和安全问题上：联邦支出控制、医改、移民政策，甚至伊万卡长期推行的“带薪探亲假”政策也可能再次被提及，并极力将未尽职责的责任全部推到民主党国会身上。相比上一任“罪魁祸首”克林顿在戏剧性场面中对弹劾只字未提，与佩洛西会面时必定格外眼红的特朗普能否忍住也成为看点。
除了弹劾审判，参议院复会后还需要对众议院批准的USMCA进行投票。根据目前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的说法，多数共和党人倾向于在完成弹劾审判、确保特朗普批准后公布USMCA。这意味着特朗普将接连迎来两个好消息，最早可能在2月或3月。这个时期也是民主党总统初选的关键时期，特朗普的好消息或将确保他能与民主党对手分享媒体关注度。
2020年确定的首个重大外交事件欧冠决赛时间表，当属6月10日至12日的七国集团（G7）峰会。这是G7峰会第七次在美国举办，但只是第二次在戴维营举办，唯一相似之处是戴维营是首选被否决后的备选（今年G7峰会的原首选是海湖庄园）。相比于2012年西方领导人还能共赏欧冠决赛的氛围，由于特朗普加深了跨大西洋裂痕，本次峰会并未被外界期待太多。尤其到那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很可能已经基本确定，那样的话，特朗普的心思自然就更少放在峰会上了。
随后的明确安排堪称是特朗普专属的高光时刻，那就是8月24日至27日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将正式提名特朗普和彭斯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继续捍卫白宫王位。
选举日前后，全球关注的外交事件有好几场，美国总统都会受邀出席。马来西亚APEC峰会和越南东亚峰会大概会在10月到11月间的某个时间举行。如果是在选举前，特朗普可能会缺席。一方面，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缺席了。另一方面，奥巴马曾以竞选为由缺席2012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APEC峰会，尽管普遍认为，此次缺席是“复出”普京当年缺席G7峰会。具体时间可以确定为2020年11月21日至22日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的“G20”峰会。届时，全球各国领导人将面临两种局面，要么是赢得大选的特朗普急于向世界阐述自己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计划；要么是输掉大选的特朗普或者他的代表。 颇有意思的是，利雅得是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出访的第一站，巧合的是，特朗普总统的起点迎来了美国政治的新起点。
拜登 新华社 资料图
选举路线图
2020年的第二天，在选举中始终找不到方向和空间的朱利安·卡斯特罗宣布退出。这意味着，在2月3日爱荷华州初选开幕前一个月，民主党初选仍有14名候选人争夺提名。即使战场异常拥挤，舆论普遍认为，最终的候选人将是拜登、桑德斯和沃伦。如果战场更加稳步地扩大，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布蒂吉格和布隆伯格这两位不太现实的候选人。
2020年1月14日，民主党候选人将在艾奥瓦州首府得梅因举行第七场电视辩论。根据确定的安排，第八、第九和第十场电视辩论将分别在新罕布什尔州（2月7日）、内华达州（2月19日）和南卡罗来纳州（2月25日）举行，然后才是州初选（2月11日、2月22日和2月29日），四场开场之战至关重要。
虽然拜登目前在整体民调中领先，平均优势能达到10%左右，但从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民调来看，拜登似乎难以守住这两个关键指标。布蒂吉格在爱荷华州的胜算更大，而桑德斯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胜算更大。根据两党初选并不算长的历程，输掉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并不代表不能翻盘取胜。比如1992年的克林顿，就是在随后的初选深入南部后才反超对手。如今，拜登在内华达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初选中的优势依然稳固，若能稳住这两个州，确实可以将希望留到3月“超级星期二”之后。 同时，基于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初选获胜者最终锁定提名，布什与桑德斯瓜分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胜利，对拜登来说自然是一种安慰。
这样一来，民主党初选的关键节点要到3月3日“超级星期二”加州、得克萨斯州等大州在内的14个州将同时举行初选，不过这一关键节点很可能将民主党初选战场简化为更清晰的“二人转”状态或走势。
目前民调显示，拜登30%、桑德斯20%、沃伦15%、布蒂吉格10%、布隆伯格5%。也就是说，拜登所代表的温和建制派支持率达到45%，超过桑德斯和沃伦身后的激进派35%，但并非绝对优势。超级星期二之后，随着更多候选人欧冠决赛时间表，甚至排名靠前的候选人退出，两位代表候选人之间的对决将成为民主党初选的路线图。
具体而言，桑德斯或沃伦的退出，不应影响民主党激进派系的有效整合。如果拜登因为所谓“电话门”等特殊政治原因不得不退场，布蒂吉格或布隆伯格都难以完成对温和建制派系的彻底整合，胜利的天平必然向激进派倾斜。反观2016年初选，桑德斯在民调中面对希拉里支持率不足30%的情况下，拥有超过50%的明显优势，却依然坚持到了初选的最后一刻。而如今，实力更强的桑德斯（包括竞选资金更充足）和实力更弱的对手，很可能完成整个初选过程，直到6月初最后一站，才会让世人知道民主党的最终候选人。
7月13日至16日，即6月16日民主党最后一次初选（哥伦比亚特区初选）结束一个月后，民主党将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和其自选的竞选搭档。由于共和党现任总统已确定，大选阶段可以提前开始，而不必等到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最基本的标准配置包括9月29日（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10月15日（密歇根州安娜堡）、10月22日（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三场总统电视辩论，以及10月7日唯一一场副总统电视辩论（犹他州盐湖城）。在11月3日选民投票确定各州选举人团票归属，从而实质上确定总统当选人之后，各州选举人团成员还将于12月14日聚集在州首府投票，最终在形式上完成选举。
2020年大选能否如期完成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客观原因是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反转”选举人团票数和普选票数，增加了2020年大选出现极度激烈竞争的概率；主观原因是特朗普肯定会不遗余力地争取连任，这或将增加部分州重新计票的可能性。
彭博社新华社资料照片
人为的“十月冲击”？
每一次选情评估都会提到“十月冲击”的可能性（编者注：自1980年以来，美国选举年的10月总会出现影响大选的突发事件），但谁也没有想到，它竟然会在2020年初发生。1月3日，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遇刺，无疑是近年来美伊对峙的重大节点甚至是转折点。特朗普政府此举显然带有一定的选情考量，其后续难以预料的后果，必然带来不可低估的选情影响。
面对当前的伊拉克局势，尤其是近期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遭围困事件，进入选举年的特朗普很容易想到1979年的“伊朗人质危机”或者2012年的“班加西领事馆遇袭”。前者成为卡特连任的噩梦，后者则成为3年多后希拉里入主白宫路上的“绊脚石”。因此，他必须采取措施，防止自己的选举重蹈覆辙，而这种历史紧迫感恰好因为当前的弹劾压力而加剧和升级。
克林顿1998年12月17日为拖延众议院弹劾表决而采取的“沙漠之狐”行动，以及1999年3月在参议院罢免克林顿失败后发动“科索沃战争”，都被认为是转移国内注意力、展示总统掌控力的意图。因此，先发制人、主动出击、转移压力……诸多动机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了这一最终决定。
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或许别无选择，才会采取这一被外界视为“在中东捅马蜂窝”的举动。最大的前提是，在伊朗一再降低履行伊核协议的承诺后欧冠决赛时间表，其留在协议中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而特朗普若连任，继续对伊朗强硬甚至采取其他选项也将成为必然。在这个前提下，假设没有如此猛烈的打击，美国就会认为伊朗可以在美国大选前任何时候制造出足以影响选情、迫使白宫被动应对的“危机事件”。
与其被动地等待危机来临再采取行动，不如主动向伊朗发出最严厉的“邀请”。结果大概有两种：一是伊朗如美国所料进行有限“报复”甚至进一步放弃甚至最终退出核协议，美国做出可控的回应（比如从伊拉克撤军，这符合美国舆论），双方再次认清彼此的战略极限，重回僵局；二是战争。特朗普肯定会觉得，如果等着自己的“中东危机”来袭，结果很可能就是战争。不同的是，到时候他会极其被动，国内压力更大，不如先发制人。
正如在美国历史上，弹劾从来都不是现任总统寻求连任的问题，现任总统寻求连任也从来没有在选举年的投票日之前对他国发动战争……
上一次选举年投票日前发生军事行动，是1912年，当时塔夫脱政府决定参与镇压古巴起义。当然，如果有伤亡，对特朗普来说绝对不是好消息，但一旦开战，特朗普就能完全掌控舆论议程，谁还会在意可能同时举行的民主党初选？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小布什因为足以解决选票不足问题的“911事件”，迎来了舆论的大起大落。今天的突发事件，会不会成为特朗普自导自演的“911”？
当前美国国内矛盾无疑大于国际矛盾，但从不确定性上看，国际矛盾对大选的影响必定大于国内矛盾。苏莱曼尼遇刺事件明确表明，外部因素很可能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发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作用。由于特朗普政府在过去三年的外交决策中留下了太多的伏笔、隐忧甚至反对者，很难说这些遗留问题不会在2020年相继爆发。如果这是真的，正如特朗普不是“另一位”而是“另一种”美国总统（足以让美国政治陷入巨大的恶性循环）一样，2020年的大选也不是“另一位”而是“另一种”。
(《联邦情报局》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撰写的专栏，深入剖析“联邦”的内幕。)